魏忠贤与明末的财税政策
说起魏忠贤，人们马上会想起那个党同伐异、残忍歹毒的太监头子，在历来的小说和电影中，都是有名的反派人物，魏忠贤乱政系列小说主要包括《警世阴阳梦》、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、《皇明中兴圣烈传》、《梼杌闲评》和《樵史通俗演义》五部小说。而近期的《绣春刀》系列电影则是把魏忠贤的阴险狡诈唯利是图的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这个太监头子，可真不简单，能在明朝历史中占据一席之位，说明了其还是有一定的能耐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，魏忠贤“恪谨忠贞，可计大事”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，固然有个人私情，但最主要的是他在惰政懒政期间，已是乱摊子的国家还能正常维持下去，这与东林党人整体清高务虚，整日喋喋不休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相比，魏忠贤在处理“大事”方面的清醒和果决，特别是在财税方面有着比较前瞻务实的意识。
明末的财税政策
一个朝代的财政状况是一个当朝政局的晴雨表。谈到明亡，有着诸多的原因，比如气候的变化，“小冰河期”的到来，导致寒冬延长，加之水患、蝗虫成灾，腐败的官僚体系，外来的势力入侵和内部的流民起义等。其中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明末的财税政策。在田赋之外加征“三饷”，成了引爆动乱的导火索。然而明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萌发、商品经济的发展、人口增多，农业、手工业的生产力都有所提高。明朝全国的经济规模应该是很大的，不至于朝政枯竭到要连加“三饷”来填充的。然而，本应饱满的国库的的确确的是空空如许，这不得不从明朝的税赋制度谈起。
田赋制度是明朝最主要的税收制度。明王朝建立初期就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困境， 百废待兴。为稳定社会秩序，恢复农业生产，在人口普查和清丈土地的基础上，编制了赋税黄册和鱼鳞图册，形成了一套严密、系统、较完善的户口、赋役和土地管理制度， 刺激了全国田赋粮不断得到增加， 如洪武 14年(1381 年)为 2610. 5 万石， 至洪武 26 年(1393 年) 已达到 3278. 98万石。 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， 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 1/7， 专指由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的土地;民田则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。 田赋也分两税， 按田亩计征夏税与秋税。 具体税率为: 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(一勺=1/10合)， 民田减两升， 为三升三合五勺。 民田税轻， 实际上于大地主有利，而对佃种官田的农民不利。 这就使得穷者愈穷， 富者愈富， 加大了两极分化， 激化了社会矛盾。万历六年，张居正推行改革，在财政上推行一条鞭法，基本内容是变赋役并征合二为一，计亩征银，以银带役，扩大货币征收范围，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和劳动力商品化。
工商税制则是明朝次要的税收制度。 明朝对盐和茶等实行专卖制。明朝盐专卖主要有三种制度，第一种是开征法：即招募商人输粮于边境，由官府给盐运销。第二种是计口配盐法：令民纳米供军需，官给盐做补偿。第三种是仓盐折价法：官府不再收盐，只令盐商将应纳盐课，按引纳银，商人则直接向盐场购盐，收购运销全归商办，这就是商专卖制。明代茶税，有官茶，商茶，皆贮边易马，官茶间征课钞，商茶输课，大致如盐制。除了盐税和茶税， 明朝的工商税种还有很多， 如门摊税、 钞关税、 渔税、 海关税等。
魏忠贤的举措
明朝的财政支出，明王朝自万历后期张居正死后， 财政状况就已经很难扭转， 到天启年间， 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。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， 经济都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，随着辽东战争规模不断扩大，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。为了摆脱困境， 朝廷只能加征税收，早在万历四十六年(1618)，就加征乐辽饷，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。到四十八年止，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，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，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。天启时，并征及榷关、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。
即便这样，仍不能满足朝廷的正常支出需求，对此魏忠贤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：
一是不再增加田赋。据史载，魏忠贤出身于市井无赖，父母为街头杂耍艺人或小手工业者，好赌成性，曾卖掉自己的女儿作为赌债。从其来自基层来看，比起来自官僚地主商人的东林党来说，更了解基层，更明白基层百姓的疾苦，因此在其执政的几年里，田赋基本没有增加。
二是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。尽管在万历时期，对金银所求十分迫切，矿政杂乱，以宦官为矿监，又有盐监、珠监，一时矿监满天飞，所到之处，无市不税，无矿不输，过度的压榨，造成民变，所入收入不及计划的十分之一。因此东林党终于在万历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，于泰昌皇帝时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。魏忠贤执政后，派出太监，极力向工商业征税，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。
三是继续坚持延续万历时的海禁政策。海路对船征收，称“水饷”，陆路对货征收，称“陆饷”，每年增收数目未有统计。但据史载，明末福建地方军阀郑芝龙征税:“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，不能来往。每舶例入三千金，岁入千万计，以此富敌国，自筑城安平镇”；“从此海氛颇息，通贩洋货，内客外商，皆用郑氏旗号，无儆无虞，商贾有二十倍之利，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，寖以大显”。由此看来，这方面的税收应该是不少的。
崇祯时期税收政策的调整
崇祯即位后，杀了魏忠贤，在东林党人的鼓动下调整了税收政策。先免除了仅浙江一省在万历、天启年间每年可以征收到20万两白银"地茶税"又废除在万历40年间每年可征收到400万两白银的"海关税"还有丝绢税等等。 废除了这些工商业税费后根据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的数据，崇祯皇帝管理的明政府的每年收入不过400万两白银而仅军费一年的开销就有500万两，入不敷出。 于是崇祯开始加大农业税的征收力度。而明朝的赋役减免办法，优厚官吏和士大夫，有免田赋土地达二三千亩，因此农民得负担大大加重，最终农民起义成为压倒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，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，崇祯在大势已去、大厦将倾的绝望中，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“忠贤若在，时事必不至此”的话之后，终于领会到天启皇帝临终前，强调魏忠贤“恪谨忠贞，可计大事”的深意所在。幡然醒悟的同时，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。收葬魏忠贤遗骸，既是他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，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。
崇祯一生勤政，最后终是落得自尽的下场。毛主席对其也做过一个十分准确的评价：“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，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，只好哭天抹泪的去了呦。”
反思
事实上明朝并非因为财政税收过度而灭亡，恰恰是因为财政能力过弱而灭亡。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一味的照着以往的财税政策，或被一些利益集团绑架而免除相关税收，这造成明朝的财政能力十分虚弱，每次政府要发动一场战争，就会造成财政十分虚弱的后果。所以明朝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对于中国历史影响非常大。
反思一：财税政策不能与实践相背离，这里姑且不谈魏忠贤的人品或为政如何，就从税收开源这方面来说，他敏锐的了解基层情况，从大局出发，从实际出发，作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，重新延续了万历时期的工商业税，并积极采取了措施，使得大明王朝得以苟延残喘。而反观崇祯帝，连年农业灾荒，又有满族外患，就必须考虑政府收入、结构的调整和持续增长问题以筹措军费。而不是沽名钓誉，裁撤工商税和海禁，并一味加大农业税的征收力度，这让今人不得不反思。
反思二：财税政策必须摒弃人治思路。崇祯皇帝之所以免除工商业税，其实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。打倒魏忠贤，就必须否定他的一切，当然，这里面也有东林党人的支持，但是对一项财税政策随意进行变更，尽管这在封建时代很盛行，但人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，以张居正之雄才大略和精明能干，尚且无法对明朝的财政进行彻底改革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无法通过正式的制度来重构财政制度，因为明朝的政治结构不允许他这么做。这也是值得当今所深思的。